银监会于学军：我国金融风险正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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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出席“2017中国银行(601988)行业发展论坛”，表示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亿元以上，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3.8倍；狭义货币m1达到48.7万亿元，接近2007年的3.2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来看，2007年底约为53万亿元，2016年底达到232万亿元，9年增长4.4倍，增速惊人。

于学军指出，由于中国货币信贷数据大大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即m2与gdp之比)大幅上升，从2007年底的1.51倍上升到2016年底的2.08倍，即m2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量的两倍以上，这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长期处于“尘埃落定”状态。

货币信贷基础被推到了“高平台”

中国的金融风险来自哪里？于学军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长期持续的巨额货币信贷投资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外部环境。

为了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中国政府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重大刺激经济政策，以刺激日益疲软的经济增长。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启动的所谓“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做出了180度大转弯。短短三个月，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7.5%持续下调至15.5%，而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下调至13.5%，分别下调了2个和4个百分点，从而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导致货币信贷大幅增加。

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本币和外币贷款为例，当年新增贷款10.5万亿元，增长33%。此前，每年新增贷款最多不超过5万亿元，但2007年没有达到4万亿元。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额约为前一年的2-3倍。2002-2008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调控政策收紧的重要时期。

除了巨额贷款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投资的大幅增加也反映了这一点。那一年，人民币升值超过3.3万亿元，是2008年的两倍多。

这些行为反映在货币供给上。2009年，中国广义货币m2飙升27.7%，狭义货币m1飙升32.4%。2009年，社会融资规模比上年增长近一倍，增长99.3%，全年达到13.9万亿元。

于学军指出，以上所列的主要数据都表明，2009年是中国货币信贷大幅扩张的一年，从那以后，中国的货币信贷基础被推到了一个“高平台”，这很容易导致对未来几年参考体系的误解或误判。

巨额流动性投资稳定了经济增长

“回顾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危机持续了这么久，至今已有9年，但全球经济和金融似乎仍未完全摆脱阴影。”于学军指出，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与危机前大不相同，继续承受着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出台了各种旨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具体来说，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第二是发明一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地方政府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债券互换；四是启动重点建设基金，解决地方政府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并投入大量资金。

从总体上看，可以得出上述政策措施投入的巨大流动性所带来的结果。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亿元以上，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3.8倍；狭义货币m1达到48.7万亿元，接近2007年的3.2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来看，2007年底约为53万亿元，2016年底达到232万亿元，9年增长4.4倍，增速惊人。其中，本外币贷款从2007年的27.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112万亿元，同比增长4倍以上。

与此同时，我行贷款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房地产(000736)信贷快速增长，已成为银行业的重要支柱业务。规模从2007年底的4.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26.7万亿元，同比增长近5.6倍；房地产信贷占所有贷款的比例从2007年的18.3%上升到2016年后的25%以上。

债务比率水平迅速上升

于学军强调指出，必须指出，危机后抵押贷款的急剧增长在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最为突出。前两年每年增加2万多亿元，后两年分别增加3.6万亿元和5.7万亿元，分别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20.9%和25.3%，30%和45.2%。

上述货币信贷数据大大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即m2与gdp之比)大幅上升，从2007年底的1.51倍迅速上升到2016年底的2.08倍，即m2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量的两倍以上，这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长期处于“尘埃落定”状态。

于学军表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即银行投资资产迅速扩大，到2016年底达到62万亿元，比2007年增加了51万亿元。其中，近两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券互换和新兴货币政策工具的广泛使用，银行业投资业务实现了爆炸式增长。2015年和2016年分别增长16万亿元和13.8万亿元，分别增长50.5%和28.5%，也是正常年份增长的2-3倍。

于学军指出，随着货币信贷和金融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大幅扩张，中国的负债率迅速上升，这已成为海外媒体谈论中国金融风险时的一个重要隐忧。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困难依然存在

新时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存在诸多困难，尤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挑战。

“纵观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此前货币信贷的过度扩张造成的，并且有一个货币信贷持续扩张和长期积累的过程。”于学军指出，一旦资产泡沫被触发，通胀压力迅速上升，货币信贷的扩张将告一段落，甚至不可持续。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往往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然而，一旦资产泡沫破裂，将引发连锁反应，并往往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源头。

其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宏观调控难度明显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和未来方向，但它客观上连接了国内外市场，导致人民币汇率、利率等影响因素增加，难以自由实施监管政策。

与此同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业务结构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复杂性，管理难度加大。

第三，金融监管能力建设跟不上金融业整体发展的变化和速度。

于学军指出，由于货币信贷的持续大幅增长和扩张，这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而资产负债表将迅速扩张，导致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然而，这种业务和新产品层出不穷，花样百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逃避监管，即所谓的“监管套利”。然而，我国监管当局往往跟不上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创新变化，监管能力建设明显不足。

第四，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信息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甚至超过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使得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技术渗透到金融业，或者金融业使用科技手段。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fintech。金融技术或网络金融往往使金融活动脱离原来的正规金融范畴，延伸到各行各业并得到广泛应用。最典型的是第三方支付和p2p平台，它们已经大量涌现。它经常被一些社会集资活动使用，其渗透力超强。

最突出的例子是近年来如泛亚、电子租赁等猖獗的非法集资事件，涉及数百万人，跨越多个省市，这与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社会集资活动难以相比。

来源：罗马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