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面临大洗牌 富豪们的钱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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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很多人认为“富者借贷，贫者储蓄”，甚至有学者指出“富者储蓄，贫者补贴。”这是真的吗？近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赣发布了一份令所有人惊讶的报告:中国5%以上家庭的储蓄率为70%，占总储蓄的50.6%。换句话说，中国的高储蓄是由富人创造的。

首先，不要再说“富人在贷款，穷人在存钱”！真相让人哭泣…

1.富人在储蓄，穷人在维持生计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的核心是消费不足和储蓄率高的问题。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2014年中国家庭金融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1.8%。然而，根据微观数据，储蓄的分布严重不均衡。那一年只有60%的家庭实际上有储蓄，40%的家庭在那一年无法维持收支平衡。

那么谁在存钱呢？数据显示，中国前5%家庭的储蓄率为70%，占总储蓄的50.6%。在美国，最高5%的家庭储蓄率是37.2%。

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的高储蓄是由富人创造的。

2.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

李赣指出，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而不是消费意愿不足。

消费刺激政策对富人毫无用处，但穷人有很高的消费意愿。“每个人都知道穷人的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他们拿到钱后，大部分人都会花掉，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了。”

李赣还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问题，关注这一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因为:

中国经济不可能依靠出口来推动增长。中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如此高的出口量。

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来推动增长是不可行的。贫困山区的基础设施现在相当好，投资收入也在下降。十年前，30万项投资可以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而现在，100万项投资可以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3.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大规模转移支付

报告指出，提高最低工资对调节收入差距影响不大，现行所得税政策对调节收入分配影响不大。

数据显示，提高最低工资前，基尼系数一般为0.61，提高最低工资后，基尼系数一般为0.58。这一变化太小，不足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2016年，个人所得税仅占财政总收入的6.3%，仅2800万人缴纳了个人所得税。真正的高收入阶层有很多避税的方法。

那么，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呢？报告称，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基尼系数的下降都得益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而中国政府目前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在巴西，转移支付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8.5%上升到13.4%，这成功地降低了基尼系数。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在转移支付之前，美国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是7500美元，转移支付之后是30000美元。因此，中国平均每年3500元或4000元的扶贫率太低。

数据显示，中国的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冰岛、以色列和爱尔兰是美国的两倍多，经合组织国家是美国的两倍多。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对贫困人口(603883，医疗单位)的转移支付远远不够。

李赣说，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很高了。如果扩大转移支付的比例，把钱转移给相对贫困的人，他们就会把钱花掉，那么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可以帮助穷人，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拥有中国梦，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4.中国应该大规模奖励劳动收入

李赣举了两个国际转移支付方法的例子。

1)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中国，一种特别有效和重要的方式是在学校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在贫困地区非常受欢迎。正是因为这顿免费午餐，每个人都开始上学，辍学率大幅下降。

2)劳动收入奖励，这在美国更常见。美国于1968年开始试验。例如，如果相对贫困的家庭挣1000元，他们会给你300元和500元的奖励，这不仅不会向你征税，还会给你额外的钱。这样，我们可以激发贫困家庭的劳动热情。

目前，传统的扶贫政策只向贫困家庭提供援助。一旦贫困家庭摆脱贫困，援助可能会消失。结果，贫困家庭将失去脱贫的动力，从而享受到贫困带来的各种补贴和优惠待遇，从而降低了他们脱贫的热情。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奖励家庭的劳动收入，劳动收入越多，他们得到的奖励就越多，这样他们就逐渐越过了贫困线，有了脱贫的动力。

李赣表示，中国应该大规模实施这一方案，这将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并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转型。

两到六条真理告诉你整个社会的“钱”去了哪里。不同阶层的财富重组正在加剧

钱从哪里来，又去哪里？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在讨论和关注的话题。

由于传统广义货币(m2)统计不包括银行理财等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统计，以表外业务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近年来发展迅速，仅用m2来衡量全社会的资金规模是不准确的。因此，创建一个新的衡量指标来更全面地反映社会资金的流动已经成为市场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7月25日，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和浙商银行联合发布了《资金流向:大资本管理框架下的资本流动与机制》报告。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尹剑锋和他的研究团队创造了一个新的宏观金融指标——总信贷，来解释整个社会的“钱到哪里，钱到哪里”。

在金融部门的资产方面，所谓的信贷总额包括金融部门为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整个非金融部门创造的债务融资工具；在金融部门的债务人方面，这一指标对应于银行的负债以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融资资产业务而发行的各种合同或准合同金融工具。

“总信贷指数可能比中央银行公布的总社会融资指数更全面。原因之一是后者不包括政府部门的融资情况。”中信证券(600030)董事总经理高表示。

全社会的总资本规模已远远超过m2余额:2009年，总信贷仅占m2的88%，到2016年，总信贷将达到m2的1.2倍。换句话说，20%的社会资金不属于m2的统计范畴。根据总信用指数，可以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资金规模和流量，有些现象甚至会让人大吃一惊。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六种现象，看看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现象1:更多的“钱”流向地方政府和居民

总信贷部门分布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与应对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在其他国家，中央政府增加负债。然而，在中国，根据尹剑锋的说法，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落后的”。与此同时，创造财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企业部门在危机后也采取了相对谨慎的债务策略；相反，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已经成为增加债务和抵消经济周期下降的主要力量。

数据显示，2016年，在182万亿信贷总额中，政府部门占20%，比2009年增长5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的比例从2009年的11%下降到2016年的7%；同期，地方政府的比例从4%上升到14%。

非金融企业的比例从2009年的71%下降到2016年的61%，而同期住宅行业的比例从15%上升到19%。

因此，信贷总量部门分布的变化清楚地表明，尽管企业仍然是“货币”流动的主体，但在危机之后，“货币”更多地流向地方政府和居民。

现象2:住宅行业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导致财富重组

除了地方政府，驻地部门是第二大部门，具有快速的杠杆作用。2016年居民部门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居民新增债务超过新增储蓄，居民部门成为净整合资本部门。

判断住宅行业风险的指标之一是住宅行业负债与工人薪酬之比，2016年中国住宅行业负债与工人薪酬之比已达到90%。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占全国可支配收入的60%，低于美国的70%。根据该报告，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所有指标只有一个含义:负债积累到中低收入家庭，资产积累到中高收入家庭。

现象3: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迫切

数据显示，2016年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比2015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报告显示，事实上，在2009年的“4万亿元”之后，除了2011年至2012年的短期复苏外，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增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扣除地方平台和城市投资公司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糟糕。即使就国有企业而言，尽管自2009年危机以来，杠杆率迅速上升，但自2013年以来，杠杆率也在下降。目前，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2007年的最低水平。

“因此，在剔除本地平台企业和城市投资公司之后，非金融企业的去杠杆化问题并不像当前舆论所说的那样紧迫——尤其是在进一步剔除了非金融企业涉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部分负债之后。相反，随着经济反弹和复苏，非金融企业需要增加杠杆。“据报道。

现象4:“钱”仍然主要来自银行

对基于信贷总量的“货币”的研究，一方面对应于非金融部门的负债，另一方面，它对应于金融部门的资产。因此，资金来源必然与金融业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

“自2009年以来，我们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债券市场的兴起。可以说，这一变化将对资金来源结构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然而，揭开面纱后，发现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尹剑锋说道。

随着传统银行信贷的下降，非传统银行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份额的增加，“钱”的来源日益多样化，这也导致了金融部门内部相互负债的不断增加和金融部门杠杆率的不断上升。

根据该报告，观察金融部门内部的相互负债，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的负债已成为最大的主体，并且增长最快——这进一步表明，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货币”仍是银行的“货币”。

与此同时，就银行而言，“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债权”已成为近年来资产扩张的主要对象。继2009年的“4万亿元”之后，2011年该学科的增长率从20%上升到60%，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直至2016年第三季度。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债权”已达28万亿元，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1%。

现象5:“钱”的流动仍然倾向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

虽然“钱”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但“钱”的流动仍然倾向于房地产，包括直接相关的房地产企业贷款、个人抵押贷款和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看出，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获得包括银行资金在内的融资后，其相当大一部分的资本利用进入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

根据报告中的粗略估计，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实体部门提供的25万亿元资金中，至少有30%(约8万亿元)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有关。

除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资本利用的偏好之外，传统银行信贷也是如此。根据国内外货币信贷的行业结构，如果个人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消防(金融房地产)和传统服务业(主要与基础设施相关)合并，2015年与房地产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贷款将占56%。根据2016年的情况计算，按50%的比例，该行目前约60万亿元的信贷与基础设施房地产有关。这部分信贷，加上银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约10万亿元)、城市投资债券(约1.2万亿元)和银行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间接投资于地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资金(约8万亿元)，总敞口近80万亿元，占银行资产的40%。

换句话说，从整个金融部门流向地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资本约为88万亿元。

现象6:银行理财资金的流动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投资渠道——海外投资

截至2016年底，中国银行(601988)的财务管理规模已超过30万亿元，“存款融资”和“存款转移”已成为普遍现象。分析银行理财资金的投资流向也能很好地反映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银行理财投资以非标准资产为主(据报道，非标准资产投资为12.55万亿元，占2016年底银行理财规模的37.31%)，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投资渠道——理财基金的全球资产配置或海外投资及其机制分析，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突破口是私人银行理财业务。根据该报告，从2011年到2016年，中国私人银行平均每年流出的资金约为340亿美元。以香港为例，内地居民在香港通过理财业务配置资金的主要方式包括高端保险、沪港通、沪港通债券、沪港通基金、投资银行和私人银行。

二十年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重心逐渐从欧美转移到亚太地区；不同国家的财富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行业/人群中重新分配。由于科技研发的突破，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源的全球配置等。一些新贵崛起，一些巨头衰落，两极分化加剧，财富转移加速。

财富的大趋势是强大的，而繁荣与此相反，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认知维度和能力。

全球化，美国的锈带

▼美国锈带和废弃工厂的地理图

在中南部地区和五大湖地区，它曾经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支柱基地——汽车、钢铁等工业都集中在这里，也是传统保守的美国人的聚集地。如今，这里的经济萧条、高失业率、人口外流和混乱的公共秩序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铁锈地带”。

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困境？答案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所有国家都生产/提供自己的具有更大竞争优势的商品/服务，并将具有竞争劣势的商品放弃给其他国家生产，进行国际交换贸易，从而实现整体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财富创造的最大化。

对整个世界来说，资源配置是最好的，财富创造是最大的，商品/服务被最大化和增加。整个世界都受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受益了——财富已经创造出来，但并没有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

手握资本的资本家、口袋里有钱的投资者、拥有特殊技能的研究人员以及全世界的娱乐创作大亨都在寻找高收益的项目、低成本的员工/工厂/土地、最合理的避税渠道/方式以及最好的物流渠道。他们分配着全球化带来的绝大部分财富，而出售自己劳动力且没有技能稀缺的工人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从而形成了美国生锈的“锈带”。

在全球化的时刻，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资源的全球配置是方便和顺畅的，但人员的全球流动却不容易，只能局限于某个废弃工厂的地理区域。

美国的“锈带”是全球财富洗牌的一个生动例子。由于全球化创造的财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以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分享了一块蛋糕。在世界上投资和分配资产的大亨和他们的利益相关者也赚了很多钱，而其他国家和人民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逐渐沉沦。

中国资源配置不当，教育/住房短缺

学生的学校和农村地区的城市都是父母为孩子排队上学。

▼城市房价超过100，000元的破旧房屋和农村地区宽敞但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房

住房和教育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支出。资源短缺造成了高房价和入学困难(反映在高价格的学区)。确切地说，这种短缺应该是资源的错配——一二线城市的短缺、三四线城市的饱和和广大农村地区的过剩同时存在，以及人们的流动性、需求和资源配置的错位和不同步。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聚集，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缩小，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却在增加。城市，尤其是一、二线核心城市，已经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战场和经济发展的引擎。

人们的聚集产生了思想的碰撞，刺激了创新和创造，进而促进了经济的深度发展，带来了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人口的聚集。由于土地分割，中国农村地区过于分散，难以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导致生产效率低、成本高。中国的城市化符合这一经济规律，解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在市场的作用下，资源将流向效益最高、效用最大的地方。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资源(资本/劳动力等)的自由配置。)在整个国家。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资源在城市聚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认知维度的落后，许多出生在农村的人仍然在逆潮流而动——从城市打工赚来的钱回流到农村，在互相攀比炫耀的氛围中，这些钱被存放在两三层楼的20万元和30万元的建筑上，这些建筑大部分时间都是完全过剩和闲置的，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财富的损失(不仅没有增值，反而逐渐贬值)。

把钱花在刀刃上，有限的资源应该分配到收入最大化的地方，但是许多人不小心把稀有的原始积累处理在没有收入的东西上。由于最初的错误，造成了以下几千英里之间的差异，并且财富分化越来越大，成为掠夺的对象。

财富重组，竞争失败者的悲哀

在全球财富的重新洗牌中，美国中部和南部锈带的人们成了竞争的失败者；在这一轮以中国金融、房地产和互联网为代表的财富竞争中，中西部地区/三、四、五线城市/农村/传统产业的人们成为了竞争的输家。

经济利益的损害带来政治需求和精神颓废，并在负面能量下不断发出悲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反全球化浪潮越来越严重，民粹主义再次盛行，右翼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当选。“让美国再次伟大”宣传口号的核心是关注美国大陆，振兴制造业，解决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全球化的失败者影响了美国政治，逆转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趋势。

在中国，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网络上的社会愤怒和语言暴力。

在过去的十年里，货币、信贷、房地产和金融的深刻变化使那些抓住机遇的人实现了神话财富的大幅增长，而那些错过机遇的人却错过了财富，使得在大城市有房和无房的人成为两个社会阶层。

资本复利指数的收入增长远远高于劳动力的线性增长。除非你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否则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财富差距成为一个障碍。我们经常听到/看到/感受到对政府、富人和既得利益者的抱怨、悲伤和愤怒...

全球财富的重新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由全球资源配置引起的；一个国家财富和利益的再转移是由国家资源配置引起的，这是一种普遍的环境和趋势。在此期间，肯定会有群体利益受损和受挫，他们将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是提高认知维度，保持重新选择的能力。

意识形态下同类的聚集和认知局限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认知的重要性，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除了目标、资源、能力和努力之外，更关键的是认知层面的水平，这也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例如:认知升级，思维越狱，竞争模式，视觉，思考提升维度，以及对抗维度缩减...

但问题是如何突破一个人的认知困境。

目前，人们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聚集在一起，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加入社区，返回团队。他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只听自己想听的意见，只支持那些愿意认同自己的人，只与兴趣相投的人相处，在小圈子里沾沾自喜。圈子之间没有交流，群体之间相互分离，他们之间没有信息交流。归根结底，人是人。

生活在美国中南部铁锈地带的汽车工人认为这份工作可以养活他们的家庭，并能维持一生。他们没有想到会遭遇全球化的冲击而变得沮丧；我想通过努力工作和汗水在这个城市扎根，但我没想到会一次又一次错过这个窗口。把青春扔在繁华的大都市后，我没有把握财富，享受金钱的红利，最终匆匆成了一个过客，却后悔了，后悔了。它是一个人自己的圈子，一个人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它限制了自己，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走出自己熟悉的领域，走出自己舒适的领域，突破自己世界的那个角落，过着不舒服的生活，与圈子以外的人和老年人多交流，是一种摆脱认知困境的方式。(资料来源:谨慎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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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罗马观察报